引言
没有多少智利人能够想到，18世纪围绕他们所发生的变化会导致独立。移民的增多、教育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使社会大为改观。移民们为贸易、矿业和农业注入了新鲜活力和理念。他们发展起了一种不那么依靠政府援助而较多依靠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市场经济。他们在矿业和农业方面扩大了生产、开拓了市场。他们若遇到官方的钳制，就搞走私活动，而后干脆就造反。
教育业
智利的教育方面也发生了变化。智利兴办了多所学校和一所大学，培养出了一些专业人才和教士，他们走上了殖民地政府和教会的领导岗位。智利人通过马普切战争还积累了战斗经验。18世纪下半叶，一些在殖民地政府和教会领导岗位上的领袖人物逐渐意识到他们已具备治理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
农业
采矿业的风险要比农业大得多，所以一些获得成功的矿主通常都购买土地。他们一般都是购买北部地区河谷地带的庄园，放牧骡、驴，用于运输。他们的土地如果面积大的话，也会用于种植小麦和养牛，供出口。许多同矿主进行交易而发家的商人也购买土地。他们购买中央谷地的地产，用以养牛、种小麦、建果园、种葡萄。一部分产品在当地出售，其余供出口。
土地价格依其水源和离市场之远近而定。邻近城镇和港口的灌溉地价格最高。这种土地用以育肥牛只或种庄稼。而售价最低的土地则是沿海山脉和安第斯山麓地带干旱、贫瘠的放牧地。有钱人购买庄园后，田产就倒手了。17世纪初，特别是波旁王朝统治后，国王为了捞钱，授权贵族实施长子继承制，并向他们提供购买贵族头衔的机会。由于长子继承的地产不能出售或分割、只能由长子继承，所以庄园主买得这一特权就确保了家庭财产长期完整在手。由于定价太高，只有18家购买了长子继承权，而其中又只有10家购买了贵族头衔。拥有长子继承权的家庭虽然有限，但大地产依然在殖民地时期的智利占有首要地位。虽说土地所有者有一万人，但占有全境大部分土地者为两千最大的庄园。
外来访客都说智利乡村地广人稀。分散生活在乡村的人分为数类:15%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大多是自耕农；30%的佃农，他们生活、劳动在大庄园上。他们一般为大庄园主干活，所得回报是获准在庄园上自建茅屋、开辟一片园地、放牧几头牛。乡村人口中的另一30%为短工“外地人”，他们受雇从事耕种、收获和赶拢牛群。仆役和奴隶劳动力分别为10%和5%，他们在家里和庄园的土地上干活。乡村妇女不算正式的田间劳力，但平日里要在自家的园地上劳动、收获季节要帮庄园主干活。
那些耕种邻近城镇的土地者种植马铃薯、玉米和蔬菜，将其拿到镇上销售，而其他人则种植其他作物，主要供家庭食用。主要作物是小麦。农民们秋天耕地播种。他们用牛耕地、运输，很像中世纪欧洲农民所为。初夏，他们用长柄大镰刀割麦，然后将其扎成捆，再装上牛车。将麦捆散铺到场院上，用马来脱粒；最后用手把麦粒脱净。这种传统方法已经程式化了，就是18世纪末的移民也未做出什么改变。
贸易
虽然大多数农产品是在智利消费的，但境内市场有限。因此，出口对庄园主来说很重要。农产品占总出口额的35%—40%。利马和瓜亚基尔的智利产品承销商收购了绝大部分运到的智利产品，销往西海岸各市场。秘鲁是智利商品的最大买主，年均购买20万法内加(1.56万吨)小麦以及牛脂、皮革、葡萄酒、绳索和木材。除从巴拉圭进口马黛茶外，智利同安第斯山东边的各殖民地很少有农牧产品交易。西海岸市场容量有限，而翻越安第斯山的运输成本又太高，这就限制了农牧产品的输出。庄园主们需要新市场，但在殖民主义的贸易制度下是找不到的。
西班牙人喜欢这一现行的贸易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保护他们免遭外来的竞争。贸易是最吸引西班牙移民的职业之一。殖民地末期，西班牙人控制了70%的重要公司，而克里奥约人所控制的数目不足18%。克里奥约人控制的小公司数量有所增加，但也未超过50%。克里奥约人缺少海外关系和贸易技能。拥有商船者几乎为零；经常提及的船主何塞德门迪布鲁是唯一的克里奥约人。即使是西班牙的贸易保护制也保护不了商人，他们仍要冒很大的风险。贸易法庭的档案证明破产的案例不少。但成功的商人跟智利豪门攀婚、购置大地产并融入智利社会。
年波旁家族的成员登上西班牙王位，西班牙的官方贸易网随之开裂。费利佩五世当上西班牙国王后，准许法国南海公司到南美西海岸活动，但禁止公司的船只从事贸易活动，可十余年间他及其官员们并未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年至年间，公司有艘船绕行合恩角到智利、秘鲁及其以北的一些港口进行贸易活动。通常只要打通都统这一关节即可进行贸易。都统得益，法国商人获利，智利的生产者亦获利，受损者自然就是西班牙商人和西班牙国库了。在亏损开始危及西班牙国库时，费利佩五世不干了，下令海军舰只和特许的海盗船将南海公司的船只赶出太平洋。
走私活动还有其他一些源头，其结果是西班牙的船队制失效。年西班牙国王实施商船注册制，力图重新控制南美贸易。商船不再按传统的船队制列队集体行驶，而是单独行动。国王将这一改革首先落实在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贸易上，而后用在与秘鲁的贸易上。年至年共有56艘商船驶抵利马的港口卡亚俄，在其回程中往往停靠一下瓦尔帕莱索。按规定，注册的商船只能在与秘鲁进行交易后同智利做生意。不管怎么说吧，从18世纪40年代到世纪末这些商船在西海岸销售了价值数百万比索的制成品，换回了铜、贵金属和皮革。
然而国际冲突时常阻碍西班牙商船驶往美洲。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注册的商船很少光临智利。因此来自西班牙的进口物品锐减，迫使智利另觅他途。殖民地智利发现拉普拉塔地区（包括今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是最好的新市场。18世纪70年代从这一地区进口的货物只占15%，到19世纪头十年差不多有60%的进口货来自这一地区，包括30万比索来自巴拉圭的马黛茶、10万比索的阿根廷产品和万比索的欧洲布匹、五金制品和其他各种物品。而从智利的传统市场秘鲁和厄瓜多尔进口的商品则下降到了40万比索的土布、50万比索的热带农产品和10万比索的欧洲货物。
18世纪70年代美国船只驶抵智利，这使西班牙更难实施其垄断政策。西班牙在一系列的条约中授权美国船只可以到太平洋沿岸水域捕鱼，但不能搞贸易。然而许多捕鲸船和海豹捕猎船都违犯了这一限制规定。船长们以修船和供应淡水为借口，请求让船驶进智利港口。如果获准，他们就进行贸易活动了。有些人遭到逮捕，但大多数人还是求得了当地商人和官员的通融。年至年有多艘美国船只进入智利水域捕鱼和从事贸易活动，这使美国的船长们得以获利，并熟悉了当地的港口、商人和习俗。
受殖民主义贸易影响很小的一批人是从事制衣、建筑和制造运输工具活计的工匠们。制鞋匠、制帽匠和裁缝们制作殖民地的人们穿戴的各式各样的鞋帽和服装。木匠、石匠和建材制造者们活动在建筑行业里，而马具师、造车匠和造船匠则活动在交通运输行业中。大多数工作都没有引进什么新技术，特别是在乡村地区零零星星从事手艺活动(诸如砌房盖屋、酿造葡萄酒、纺线、织布和制革等)的人们很少改变其传统的手艺。
公共工程和赋税
波旁王朝的国王们认为变革必须从上而下地进行。他们爱任命有能力、有革新精神的人而不是任命贵族为都统或都督。这些人大多热衷公共工程。例如，为了发展贸易，他们修筑了一条从圣地亚哥到瓦尔帕莱索的新大道，改善了通往门多萨的山间道路。为了突出首府，他们修堤筑坝防洪水，雇请建筑师设计、建造铸币厂、贸易法庭、市政会、海关、医院。这些简约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正好反映出了殖民地当局的革新精神。工作在这些建筑物中的政府官员们对财政进行了新式管理，改革了市政会、警察和民团。康塞普西翁来了一位新郡守，他也要在这一地区实现现代化。
与英国美洲殖民地的赋税比起来，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赋税似乎重了点儿，但同其他欧洲帝国比起来就不算重了。波旁王朝的国王们在像智利这样的一些殖民地里实施小政府政策。慈善事业、医院、邮政和一些执法行动等服务性活动由教会和其他社会公共机构负责。政府特许私人代为收税，经营铸币厂，执行烟草、纸牌专卖权。为了额外增加收入，政府还出卖官职。为了应对马普切人起义所造成的威胁，西班牙国王建有一支正规军，由国库提供军费，同时还支持组建了一支约1.6万人的民团，由志愿人员组成。发生暴乱时，私人提供兵力、武器和资金，以补充政府之所需。
考查一下智利社会各不同人群的税负情况表明，税负最重者是矿主。年至年，他们的总体税负年均约15万比索，为矿产品出口总值的10%左右。税负次重者是农牧业经营者。农业的主要赋税是什一税。这一税收归教会，不归政府；而政府则通过拍卖招人承包征税工作。18世纪90年代，税收约12.5万比索。农业生产年均收入约万比索，税收为6%，而不是名义上的10%。在计算矿主和农牧业经营者税负时，还必须考虑到他们的产品出口时要交纳的出口税。交纳出口税者虽然是商人，但其影响却是降低了农牧、矿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而又使各利益攸关方都减少了收益。
西班牙殖民地的人们从未参与过赋税问题的讨论。他们如果对赋税有异议，没有一个立法辩论的地方让他们提出异议。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偷、漏税。因此智利并未像英国的美洲殖民地那样，把没有代表权也要纳税这一问题作为争取独立的主要原因。然而独立运动开展后，一些经济问题（如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就起着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了。
独立运动
19世纪初，拿破仑波拿巴窃取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使欧洲开始发生变化。他废黜国王，推翻旧帝国，建立新帝国。年，他入侵葡萄牙，迫使其国王逃往巴西。而后，年他又进军西班牙，胁迫国王卡洛斯四世和他的儿子费尔南多七世退位。他让自己的哥哥约瑟夫登上西班牙王位，并派使臣前往各殖民地敦促其承认新王朝。西班牙殖民地拒不接受法国人的统治，坚持忠于被软禁在法国的费尔南多七世。智利的殖民者们当时面临着这么一个实际的法律问题：谁有统治权？西班牙官员们声称，国王虽然已退位，但他们的当权地位依然具有法律效力。他们想要继续留在自己的职位上，至少待到费尔南多七世回归王位。而殖民者们却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些人支持当政的官员，另外一些人则应用宗教法理论断言，合法政府终止活动后，权力回归于民。根据这一理论，许多殖民地里的当地权贵聚集在市政会公开会议上辩论决定统治权应该归谁。
结语
伴随着欧洲大国战争的日趋激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势江河日下，美洲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像巨浪一样冲击着殖民统治。而其中最早站起来反对统治并取得成功的是海地人民。海地岛于年为哥伦布发现，随即便沦为了西班牙的领土。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海地的黑人们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首先，他们赶走法国统治者，接着又迫使法国撤走它全部的侵略军。到这时候，忙于欧洲战争的法国无法再进行干预，起义队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整个海地岛的局势。年，起义军把西班牙人从海地岛的东部清除了出去，从而解放了整个岛屿。
